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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高考:临川“孟母”一切为了孩子

2017-05-19 11:46:38      浏览量:45

去年8月,张英作出了她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放弃稳定的工作,陪儿子读高三。

同一时期,杨金梅夫妇一狠心关掉了在北京开了十几年的门窗店,跨越了大半个中国,陪高中的儿子回到江西老家。

王芳菲放弃了30万年薪副总的工作,操起十多年没摸过的锅碗瓢盆,陪独生女儿度过高三这一年。

而早在8年前,席雯就辞去小学教师一职,带着3个孩子,从广东一路北上。陪读的她送一个孩子上了大学,眼下还剩下两个孩子。

来自四面八方的她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有约万名学生的临川一中。这个地处江西中部的中学,每年近4000名的高考生中,有二三十名学子考入清华北大,最多时占全省清华北大名额的三分之一,被称为神话中学。

学校所处的上顿渡镇也因此被激活。这座小镇因为工业稀少而天空湛蓝,目前在镇上发展最快的产业是房地产。在临川一中三个大门外,分布着一圈冠以锦绣前程一品世家名人公寓学府世家之名的小区,防盗窗上悬挂着包吃包住的条幅。每年开学那几天,上百名房东在学校门口举着牌子,就如在火车站接人一样,寻觅租户。

围着巨无霸学校辐射开的,是牛奶店、果蔬摊、杂货店、书店、快递店、理发店、通信服务网点所有的店铺与学校的作息保持着同呼吸般的运作。

在全校万名学生的身后,是数千个陪读家庭。她们被称为现代版孟母三迁。这些陪读家长有着共同的口号一切为了孩子。

孩子是上战场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长

4月22日清晨6点,天空已经明亮,3个孩子的房间静悄悄,张英的手机闹钟已经响了。她常常比闹钟醒得还要早,这是来陪读的第一天落下的毛病,生怕错过了孩子起床的时间。

9个月前,她辞了工作,从相距200多公里的县城赶来,专门照顾升入高三的儿子小林和另外两个同乡孩子的饮食起居。

临川一中北校门外的陪读小区

盛满三大碗粥,剥好水煮鸡蛋,睡眼惺忪的3个孩子才打开房门,一个接一个地去洗漱,吃早饭,离开家门。

张英家租住在临川一中新校区北门附近,离学校只有一墙之隔,从四楼的阳台上望出去,可以看见学校的食堂、体育馆和宿舍楼,也可以看见学生从蛛丝密布的巷子、楼门走出来,像无数小溪流汇入大海一样,汇入这所学校。

这是4月一个平常的早晨,但对张英而言,距高考又近了一天。尽管家里没贴出高考倒计时,她总能准确地回答出距离高考的天数。在她看来,高考是一场战斗,孩子是上战场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长。

他们无需为洗衣服、做饭、洗碗这些琐事操心,也没细想要去哪座城市、读哪所学校哪个专业,眼下他们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学习。

在临川一中,学习这件事,被严丝合缝地安排进了学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午休时的教室

学校的作息时间表就像一把小尺,让张英每一步行动都要卡在合适的时间,精确无误,才能保证孩子不落后一分一秒,即使周末也不能停转。

此前从事文书工作的她,为此专门写了一张注意事项的纸条,贴在厨房门口。在她偶尔需要回原单位办事时,需要用这张单子提醒来代班的妹妹。

学校附近的小广告

在这张列着时间的小纸上,每一步都必须与学校的时间表保持在10分钟之内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午12点放学后,12点10分必须做好三菜一汤放在饭桌上;下午5点15分放学后,必须在5点20分保证饭菜上桌。

因为到了饭点,除了少数学生在食堂吃饭外,几千名学生会从教学楼涌出,向东南北三个门走去。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行走缓慢,3个孩子要花近10分钟才能回到一墙之隔的家。

陪读高考:临川孟母一切为了孩子

高三学生在晚自习

看着潮水般的人流,住在北门外第一排楼房的张英才觉得,自己租这个房子是很英明很实惠的,虽然她有时会抱怨自己住的这片区域是农民的拆迁房,没有形成小区化管理,20栋握手楼还经常停水。

 学校门口的小书摊

与这片简陋的居民区相对的,是学校南门外的新式小区,有小区大门、围栏,样式规整的高楼间有绿色草坪。尽管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子与学校的相对位置来决定的。比如校门正对面的小区,就是最好的,其次是斜对面的。离学校越近,房租价格越高,最贵的一年租金两万多元,在这座人均GDP约3万元的小城里,房东完全就是躺着赚钱。

除了出租房屋、代管学生,在临川还有一种赚钱的方式开出租车。

抚州没什么流动人口,就是靠这几个学校。出租车司机老张说。一到放学开学期间,火车站汽车站到处都是人,出租车拉都拉不完,一下就能走几十辆,一天顶3天。

这座小城的人口密集程度也呈同心圆向外扩散,越靠近学校,人口越密集,离得越远,越荒凉。在一些小区的售楼处,都用红色的大字打出学府名校的名号。

高二学生家长郑楠告诉记者,她早在三年前就考虑在临川买房,当时儿子还在家乡读小学,家乡宜黄与临川同属于抚州市。

她打算,等儿子读完后,还可以把房子租给其他陪读家长。但丈夫没有同意,这个计划搁浅了。两年后,儿子顺利入学临川一中,本来一套房子30多万元,两年的时间就多了10万元。

我们那个县,乡下的人来县城陪读,为了孩子把田都荒废了,到县里面来买房子。县里面的人就到市里买房,市里的人就到省城,每个地方都一样。郑楠说。

高考第一是状元,采访、上报、挂横幅,第二即使只差两分也不会有人记住

送小林来临川读高中,是张英夫妇在孩子上初中时就设计好的路。为此,他们拒绝了留在原籍读书2万元的物质奖励。

在学校王安石塑像前的广场上,几张大红色的喜报栏从去年立到今年,上面列出2016年每一位考上清华北大学生的名字,以及考上外省重点院校的学生名单。

校长王昱不喜欢把自己的学校和衡水中学这类超级中学比较,他认为这是片面地看到我们高考成绩好,他更喜欢和记者谈论学校这几年大力举办的文体特色活动。

片面地追求升学率,肯定是不合适的,校长王昱说,但是有升学率是一所学校的荣耀,真不是犯罪。一个学校如果连升学都管不好,它绝对谈不上素质教育。

这座小城,曾走出汤显祖、曾巩等历史名人,但是家长更津津乐道于一串数字:2016年,江西省理科状元出自临川一中,38名学生进入清华北大,而清华北大在江西省招生的名额仅有166个。每年高考成绩出来,这个数字都会被地方媒体大肆报道。

这场逆袭以2002年为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临川一中只是一所地方高中,四五千名学生以当地生源为主。2002年,抚州市成立了临川教育集团,将临川一中、临川二中和抚州一中三所学校纳入集团进行统一管理。据当时媒体报道,集团刚成立时,政府鼓励这几所中学面向全国招生,还成立专门的宣讲团四处扩大影响。2004年,12名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随着名气的扩大,短短5年,包括复读生在内,临川一中已有11000人。

2016年考入清华大学的熊峰回忆,在他中考那年,县里前10名,都会接到临川一中打来的电话,提供免学费免房租的优惠政策。

在过去几年的临川一中,这些外地的优等生源往往会构成喜报上的主力军,在校长办公室里,一面墙壁的正中悬挂着一副牌匾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

临川一中都是看清华北大,不看一本二本。不是说每个人都为了考清华北大,可每年都有好消息出来,人家就会说,这个学校真的很好。一位陪读家长告诉记者。

招租也打着类似的名号。有的专门将状元楼出租几个字放大,在括号中写着如果考上状元,租用费用全免。有一户人家,在阳台的防盗窗上挂上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庆祝租在这家的小孩考上了北大。

张英租住的楼房,就是2008年新校区搬迁时,当地农民建造的。房东小王说,学校开始造,我们也开始造。还没修好门前的水泥路,就已经有家长过来住,这几年租户从未中断过。我们希望学生考得好,这样就有更多人来住。

这里流传着许多故事,有的人在这里待了八年十年,只为了把3个孩子都送去大学;有的人辞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陪孩子最后一年;两位来自别处小县城的学校老师,在高三那年,母亲请假一年来这里陪孩子读书,父亲留在家乡的学校为妻子代了一年课。在很多人眼里,全家再大的事大不过高考。

带着3个孩子陪读8年,把大女儿送进北京大学的席雯,就是妈妈帮里活生生的例子。

2008年,席雯辞去广东一所小学教师一职,带着3个孩子迁往临川。她讲到陪大女儿时,晚上洗脚水都要打好,让她边写作业边泡脚。有人说她你太惯孩子了,以后自理能力很差。

她读书那么累,我帮她做一点有什么关系。席雯毫不在意地说。不过她马上举例说明,自己女儿上北京大学后,会做菜,回家还会帮她带弟弟妹妹,很独立。

杨金梅的小儿子还在临川一中读高一,她就来陪读了。去年夫妻俩关闭了在北京打拼了十几年的门窗店,丈夫去了福建泉州打工,因为泉州到抚州有直达的高铁,方便看孩子。

她还记得,两人送儿子回来读书的那天,她看到许多家长在这儿陪读,问儿子要不要留下来。儿子心疼他们放弃生意,说不要了。杨金梅坐在车里,眼泪一路从江西流到了安徽。那天,儿子躺在床上,用一本书蒙着脸,她猜测孩子也一定很舍不得。

最后她决定陪读,是因为不愿小儿子重蹈大儿子的覆辙。大儿子从小在外婆家养大,初中读完就出来打工,走到弯路上了。

但她最近嗅出了一些危险的信号。相比学习,儿子更喜欢打篮球,看到崭新的球衣,眼睛都发亮了。然而刚刚过去的期中考试,一向数学成绩优秀的他竟然考了不及格。

这样的成绩会错失零班。而进了零班,就相当于一只脚踏入重点大学的保险柜。

进入高二,40多个班级会被分为零班、A班和B班。零班的学生将享受最好的教师资源,连学习资料都是免费的,高考时,由学校安排车接车送。

一位父亲称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下课后,如果这个班教室门口几乎没有学生出来玩,那就是零班;如果出来的不多,就是A班,出来一堆人,那肯定是B班。

零班不是用牌子挂出来,而是敲打在每个学生,甚至每个家长的心上。

一位临川一中走出的学生在网络上写道,零班老师喜欢说,我们缺的是清华北大,武大厦大之类学校谁考上对我们不重要高考第一是状元,采访、上报、挂横幅,第二即使只差两分也不会有人记住。

王芳菲的女儿不在零班,有时候女儿回家会说,你们这些大人,早就把我们分成三六九等了。但这位爱读龙应台作品的母亲安慰女儿,你走完人生该走完的路,以后不会后悔就好。

因为孩子没考好,杨金梅的丈夫着急地打长途电话过来,儿子,难道我和你妈妈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吗?重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偷偷打电话给老婆让她安慰一下儿子。

小林在文科零班就读,去年暑假,张英看到这块上重点大学的红榜,会和儿子开玩笑,什么时候你的名字能写上去咯?但是今年她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不能给他太大的压力。

高三了,也该来了

去年8月9日,是高三开学的日子,也是张英来到上顿渡镇的第一天。此前,专门雇了一位农村的亲戚照顾几个孩子,可高三了,也该来了。

许多的陪读家长都遵循这样的轨迹,高三了,也该来了。

王芳菲的女儿升入高三,打电话告诉她,妈妈,无论如何您可能要支持我一下。

小孩的路还很长,万一她考到不理想的学校,有怨言怎么办。一直奔忙于职场的她,从初中起就把孩子送到临川读书,自己在外地打拼。作出这个决定时,几乎没有人支持她。但一想到孩子的未来,她还是心软了。

在临川单独租了一间60平方米的小房子,王芳菲从十多年没怎么摸过的锅碗瓢盆开始,一点一点融入女儿的生活。

如今张英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个镇子的节奏。

楼下牛奶店,即使顾客忘记带购物卡,老板娘也可以先赊着账;小超市里,零食种类不断更换,满足孩子多变的口味;步行20分钟的菜市场里,野生黄鳝60元一斤,她买起来毫不犹豫。

但在临川,她依然被打上外地人的标签,一次在菜市场买肉时,她和同行的陪读妈妈被不断挤到后面,朋友着急了,嚷道: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们,你们不还是靠我们这些外地人养活。

进入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张英明显感觉到,压力更大了。

考试多了起来。摸底考、省联考、超级中学大联考、稳派名校联考、还有大大小小的月考每次考完,就是孩子情绪的低谷期。

在饭桌上,3个孩子中一个耷拉着脑袋,沉默地扒着饭;一个摇摇头,把碗一推,说吃不下,没食欲。而性格外向的小林则会拍着桌子,大叫着我要炸学校。

张英开玩笑吃饱了才有力气炸学校,半哄半骗地让孩子们好好吃饭。

私下里,她专门拿个本子记录菜谱,68个菜样,前面打着勾的,是她暗自观察出受欢迎的菜,比如排骨蒸芋头红烧带鱼等。

夏天到了,她坚持要把菜烧得辣一点,这样孩子们才有食欲。谈心?都不怎么谈,他们的压力已经够大了,张英抓起一把红辣椒,放进滚烫的油锅中,家长只能每天尽琢磨吃的了。

如今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熊峰记忆深刻,高三快临近高考时,他有几次模拟考试没考好,心里不太痛快。晚上写完作业,他躺在被窝里玩手机,被母亲发现了。

不动声色的母亲,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边吃饭边淡淡地说,快高考了,不能马上松下来,并说自己的手机坏了,借你的手机用一下。熊峰立马交出了手机。

直到毕业之后,他才知道,那几日母亲虽然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但是背地里十分担心,整夜整夜睡不好觉。

我觉得,一定要学会做路边鼓掌的人

4月30日,高三年级要开家长会,提前了两日通知,张英和在家乡工作的丈夫林强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由林强赶来参加。

相比于母亲,在老家的留守父亲更像候鸟,每个月来看望儿子一两次。当妻子全身心在外地照顾孩子时,他们肩负着赚钱的责任。张英曾算过一笔账,包括房租、菜钱、水电费、煤气费、工钱等所有开支在内,3年来一个家庭大约要花费10万元,培养一名临川一中的高中生。

家长会那天,林强没订到他经常住的、镇上最豪华的酒店。他打听到,还没到5月,镇上的酒店已经公布出高考当天的房价,比平日提高了近两倍,而且最好提前两个月预订。快递店门口也打出了高考生寄货大优惠的广告。

张英的同乡华丽经历过这些,今年是华丽的儿子第二次迎战高考。去年一放榜,儿子掉了一本线,什么都没说,直接给父母发短信,说我要复读,父母二话都没说,只回复了好,又续租了一年的房子。

据说,高考那天,家长都来了,车都没地方停,文科班的学生会被大巴接走,去临川二中考试。在考场外等待的家长,会把校门前的一条路围得水泄不通。

一考完,就有轰轰烈烈的撕书大会,零班不让撕,但是会有人偷偷跑到别的班级门口,三下两下就把书撕开,从楼上抛下去,还会有低年级的学生捡来为以后的复习做准备。这项活动常常会持续4~5天,比百日誓师大会壮观得多。

林强已经打算好了,他对儿子说:高考期间,我不会影响你,吃还是这样吃,也不要加什么菜了,已经营养过剩了,要是堵车,我就叫朋友开电瓶车送你。

教室前半部分的墙壁上,贴着近几次的联考、月考成绩,班主任宣称,5月的考试不会再贴出成绩单,也不会发送给家长,保持一颗平常心。每个书桌上都垒着厚厚的一叠教辅书,按小林的说法,从外面看连头都看不到。

广播里响起了临川一中副校长的声音,这位副校长强调这个月复习与家庭配合很重要,还专门提到陪读问题,如果孩子觉得有必要,非常希望家长最后一个月来陪着他们,那么家长就应该放下手上的事情。如果他觉得没有必要,或者家长实在抽不出时间,就要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高考。

这位副校长顿了顿,又说:高考确实是挺残酷的,我们国内的高考,基本上是一考定终生。但我还是这么说,高考的胜败并不能决定人的一生,我觉得,一定要学会做路边鼓掌的人。

广播声音刚落,班主任走上讲台,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考试起伏有些大。她叮嘱陪读家长要让孩子平平静静,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接着举了一些平时不起眼、高考脱颖而出的,以及平时很优秀、高考失败的例子,来说明一定不要轻易改变吃住环境。最后她总结道:这一届肯定是让我最感到骄傲的。

家长会结束后,围在班主任身边的家长并不多,一位从广东赶来的家长,焦虑地向老师询问,自己没办法来陪读会不会有影响。

回到家吃完午饭,张英夫妇走到儿子房间,关上门,林强一改往常和儿子打闹的风格,语重心长地对小林说:在学校里有什么苦恼的事,学习遇到什么压力,适当和你妈妈发发脾气都行,但也要顾及你妈妈的面子。

最近几次考试,小林发挥不稳定。你以后上了大学、考研,我们都不管了,但是现在高三,我们还是要管。谁都考过,神仙都会重视,中国的体制这就是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不要满不在乎。林强说。

如今在清华大学读大一的熊峰说:高考给了像我这样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农村孩子一个机会。要是没有高考,想走到更大的舞台上,还是挺困难的。

我们唯一能喘口气的时间就是晚上了

我们唯一能喘口气的时间就是晚上了。张英说。

傍晚是小镇最热闹的时段,三五个陪读家长围成一圈聊天,不时抖抖腿驱赶蚊子;操场也渐渐接纳接二连三到来的家长,在跑道上一圈圈地绕着走,操场旁边就是灯火通明的教学楼他们的孩子在里面上晚自习。

日子久了,陪读妈妈们形成了自己的小生态。王芳菲报名参加了当地一个会计培训班,每周去三次,打算好好学一学原来在上班时没空学习的东西,为再就业打基础。

在临川驻守多年的席雯,结拜姐妹13个。这群姐妹一呼百应,平时一起健身、跳肚皮舞、过生日、做饭。

张英常去汗蒸,一周两三次。汗蒸房位于南门小区一处临街的居民楼上,门口打着标语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在这里,相约去汗蒸是陪读妈妈的一种日常活动。

这家汗蒸房是来自四川的李平和别人合伙开的,她的两个女儿正在读高三,一个花了4万8,一个花了2万4。此前一直在各地做生意的她,来到临川闲来无事,发现了商机,来的基本都是陪读家长。

她们组成了一个汗蒸陪读家长群用来联络,常常有人因为今天孩子在家老公来临川等原因取消行程。

汗蒸房只有不到30平方米,挤不下20个人,一进去要灌下一大杯碱水,高温逼迫汗水溢出,不到10分钟就会满身大汗,据张英说这样可以放松心情。

熟悉的人渐渐多起来,相互间聊的话题依然离不开高考。

她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交换经验,比如在网上看到高考那天,要穿旗袍,意味着旗开得胜,男人穿马夹,寓意马到成功。另一位家长马上说,她考察过了,这里红色旗袍卖得贵,一件要300。还有的母亲说,考试当天早上要吃一枚墨水煮的鸡蛋,肚里有墨水。还有人打听过,高考那几天,临川一中老师和学生都要别上一枚毛主席像章。

这些被孩子们称为迷信的做法,却深受家长追捧。

文曲星的生日那天早上,张英专门空着肚子,虔诚地前去附近的太子庙朝拜。

在大殿门口,一名身穿长衫的僧人,被一群妇女围着,他手中拿着圆珠笔和本子,记着学生的姓名、学校、年级,点一次灯160元。僧人介绍说,高考那几日,准考证可以复印了拿到庙里来,为考生念经祈福。

眼下,李平急着转让这间汗蒸房,因为等女儿高考完了,自己也要离开这个地方。很多家长也开始为孩子收拾起了冬天的衣服和被褥,慢慢地一点点搬回家。

看惯了人聚人散,席雯说,有的家长一直说着想回来,但有了新的生活,很少有人回来看一眼。也有家长离开时,会扔一块石头在这里,意思是今后再也不会回来。

开家长会那天,离高考只有37天学校里各处都能看到倒计时器,高考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在45个高三教室里,倒计时有的被写在前方黑板正中央,有的被写在后方黑板上,还有的被学生用铅笔轻轻地描绘在桌角上。

无形的倒计时在很多人心里。张英经过教学楼,迎面走来素不相识的两个家长,没有寒暄,大声询问:还有几天高考了。

不到四十天了。张英突然心里一惊,她加快了脚步。这天回家有点晚了,牛奶还没给孩子热上。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英、杨金梅、王芳菲、席雯、郑楠、华丽、李平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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